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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将孙仪之 :献身军中“红十字”
字体【 】  编辑日期:2019-3-12    编辑:青衫如故    阅读次数: 次    [ 关 闭 ]

原名孙从礼,六安市人,1906年生,1933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军卫生学校教员、教务主任,中央军委总卫生部卫生学校副校长。参加了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任抗日军政大学校务部卫生处处长,中央军委卫生部副主任、主任、副部长、代理部长,八路军总部卫生部部长兼政治委员。
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共中央北满分局代理秘书长,北满军区卫生部部长,东北军区卫生部副部长,东北野战军卫生部部长,第四野战军卫生部部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卫生部部长兼中南军区卫生部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卫生部副部长、部长。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
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1986年6月在北京病逝。



孙仪之,谱名孙从礼。祖籍河南,祖辈逃荒来到安徽,颠沛流浪,后定居在六安县城。1906年,孙仪之出生在六安县城大东门附近的万寿寺巷(今属六安市裕安区)。当时,他的父亲替人家记账,省吃俭用,积攒了一点钱,开了一个木炭行,勉强糊口。不幸木炭起火,炭行被烧,在全家生活无着落的困境中,父亲离家出走,再也没有回来。这以后,母亲带着五个子女靠帮人缝补浆洗,艰难度日。为了孩子们将来有饭碗,母亲托人将长子送到北门潘家拐附近的太和春中药房当学徒。孙仪之稍大些,也到这家药房当学徒。从此,他与医药结下了不解之缘。大哥出师后,开了一个小诊所,孙仪之跟在哥哥后面继续学医。后来,经人介绍,孙仪之又到黄大街德国教士办的西医医院学习西医。
1931年前后,经老乡推荐,孙仪之到国民党陈诚所部的一个团当医官,由于医术不错,后任少校团卫生队队长。1932年2月,该团在江西四次“围剿”中央苏区时全军覆没,他被俘后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在红军部队里,根据他的特长,被分配到驻扎在兴国县茶岭的中央苏区红军卫生学校当教员。
卫生学校与红军总医院住在一个村子里,条件非常简陋。孙仪之负责教授病理、内科、诊断等课程。为了把课教好,让学员学到更多的医疗卫生知识,没有教材,他自己编;没有挂图和标本,他亲手绘制、制作;他把课程安排得紧张有序,对教学工作费尽了苦心。在酷暑盛夏的夜晚,为了赶第二天教材,他不顾蚊虫叮咬,身上常常被咬得疙瘩连成片。当时在中央红军里,他是著名的内科大夫,在教学的同时还承担大量的医疗救护工作,凡是红军总医院的内科疑难症或各军的主要指挥员患了内科疾病,都要请他会诊,确定救治方案。有时正赶上孙仪之也病了,就把他用担架抬过去,或把病人请到他床前给予诊治。
1934年10月,由于受党内“左”倾错误路线的干扰,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红一方面军被迫开始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那时天天行军打仗,红军卫生学校停课了。孙仪之在中央纵队的高干休养连负责医务工作。年长的徐特立、董必武、谢觉哉、成仿吾、林伯渠等几位革命家和受伤生病的高级干部都在这个连队中,毛泽东、王稼祥等也在这个连队中待过。还有30多位红军女战士。长征开始时,毛泽东身体欠佳,经常咳嗽,他就地取材,用中草药给主席治好了病。当长征到贵州少数民族居住地区时,毛泽东的夫人贺子珍和邓发的夫人都先后临产了,他领着医护人员细心地为她们接生,安置好孩子,并想方设法让她们尽快地恢复健康。
高干休养连这支老、弱、病、妇齐全的特殊连队,跟随红军队伍冲破道道难关险境,爬雪山,过草地,胜利到达陕北,休养连的医护人员立了大功,尤其是孙仪之付出了大量心血。
长征时,组织上特地给孙仪之配了一匹马,还有一个13岁的红小鬼罗惠春给他当生活服务员。因小罗还是一个孩子,孙仪之处处照顾他。一次小罗病了,孙仪之就把马给他骑,还想方设法给他弄吃的,烧热水给他泡脚。一路上孙仪之从未骑过这匹马,不是让它帮着驮东西,就是让给伤病员骑。
1935年6月,红一、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后,孙仪之跟着总卫生部、卫校、总医院随左路军行动。9月17日,张国焘发布南下“首先赤化四川”的命令,开始了红军长征历史上的二过草地。当时总部规定每人要带10天的干粮,但是不少人,特别是体弱多病的战士未能带足干粮,在二次穿越草地的路上闹粮荒。孙仪之发现干粮没有了,十分着急,就去找总医院他的学生江一真想办法。江一真从总医院匀出5公斤糌粑和一点牛肉干送给了他,他又把这少得可怜的干粮分给了那些断粮的同志,他自己则咬着牙硬挺着走出了草地。
1936年秋,左路军三过草地之后到了陕北吴起镇。红军卫生学校设在离吴起镇一公里之外的台儿湾,孙仪之任卫生学校副校长,同年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抗日战争期间,孙仪之历任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校务部卫生处处长,中央军委卫生部副主任、副部长、代理部长,八路军前方指挥部卫生部部长兼政治委员。1938年1月,卫生部长姬鹏飞调马列学院学习,部长职位空缺,当他得知上级有安排他当卫生部长的意向时,他反复向组织上申明自己水平、经验不足,请组织上委派工作能力强的人来挑这副担子。组织上考虑再三,还是让他出任部长职务。当时,由于国民党的限制封锁,根据地的医药极为困难,为了做好战斗中的卫生保障工作,他在抗日根据地里开办了卫生学校,培训战地医疗救护人员,开办了制药厂。他还派一些有战斗经验,又机动灵活的干部深入敌占区,争取医护人员,购置药品器材等。当时,卫生部的武装力量薄弱,但为深入到战场最前沿为抗日将士服务,他经常冒着危险带领医护人员到一线去。一次日军坂垣师团发动“扫荡”时,军区机关的家属、孩子都隐蔽在山沟里,孙仪之亲自率几个战士上山望监视敌人,叫警卫员刘廷友与炊事班长在驻地埋藏药品。当药品快要埋藏好时,敌人已进村了,刘廷友2人坚持做好伪装后才撤离,但已来不及撤离,刘廷友负伤被俘。由于平时受孙仪之影响与教育,刘廷友宁死不屈,直至壮烈牺牲。
孙仪之在担任军委卫生部部长期间,先后接待了白求恩、爱德华和米勒等率领的加拿大、印度、德国等国际援华医疗队,并安排他们与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会面,对他们的工作和生活都作了妥善的安排,与他们交朋友,彼此相处得非常融洽。他还接待了从国内各地来延安的众多医务团体,其中有中国红十字会派来的,还有国民党军医署、军政部派来的。他创造性地执行了我党统一战线方针政策,不失原则地与他们团结合作,在工作上主动协调配合,在生活上给予方便,倍加照顾,并以身作则影响和教育身边的人处理好与他们的关系,使这些人中的大多数都为抗日的胜利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1938年6月,由于出纳员的疏忽,军委卫生部的1200元公款被盗。这笔钱对于抗战初期财政非常困难的八路军来说,是一笔不小的数字,虽然孙仪之并不具体分管卫生部的财政部门,但他毫不犹豫地立即向参谋长滕代远作了汇报,并认为自己身为部长,对这次失盗事件应负主要责任。为此,他受到了行政上记大过处分,而那位出纳员只受到了口头批评。当时,有人为他抱不平,但他却认为应当记住这个教训。
1939年12月,在八路军总部同投身中国抗日的米勒和印度援华医疗队于山西省武乡。
解放战争时,他历任中共中央北满分局代理秘书长、东北民主联军总卫生部副部长、北满军区卫生部部长、东北军区卫生部副部长、第四野战军卫生部部长等职。
1946年东北民主联军的总后卫生部设在佳木斯,贺诚任部长,他任副部长,负责前方的战地救护工作和组建前方医疗卫生组织网络。当时,正处在组建纵队、师、野战、兵战医院的阶段,医护人员非常紧缺。他除充分利用伪满时代的医疗卫生机构外,还因势利导利用遣送日侨回国的机会,全部接管了齐齐哈尔等地的日伪陆军医院的两千余名医护人员。这些新参加到革命队伍中来的留用人员,有各种各样的思想、工作、生活上的实际问题,孙仪之带领各级政工人员做了大量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发挥我军的政策威力,诚恳热情地对待他们的各种问题,放手使用和发挥他们的技术专长,在较短的时间里,基本上扭转了强制留用的日伪医护人员的敌对情绪,为抢救我军在东北战场的伤病员作出了巨大贡献。
1947年5月,初步掌握战场主动权的东北民主联军转入对国民党军的战略反攻。当年我军先后开展了夏季、秋季、冬季攻势,敌我双方战斗激烈,数以万计的伤病员从前沿阵地撤下来。如何安置转运这数量庞大的伤员队伍,成了卫生部门超负荷的负担。当时孙仪之坐镇在伤员昼夜不断地涌来的东线卫生部,废寝忘食策划解决方案,部署下达伤员的转运安置命令。孙仪之不知熬了多少个不眠之夜,绞尽脑汁,尽最大的努力,紧急动员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包括卫生学校的学员,利用民房组织临时兵站医院等,才算把伤员安顿下来。
1948年1月,东北民主联军改称东北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东北民主联军总部改为东北野战军领导机关。孙仪之任东北野战军卫生部部长。
辽沈战役中,取得锦州战役胜利后,我东北解放军瞄准了从沈阳出动、沿北宁路向关内窜逃的廖耀湘兵团。孙仪之接受新任务后,连夜驱车从驻地阜新向黑山方向迅猛前进。在毫无路标的黑夜里,汽车顺路冲上断桥,坠落于桥下的冰河里,途中仍在思考问题的孙仪之来不及反应就被压在车下的冰水中,幸亏警卫员杨春和与司机(日本人,辛力)将他救起,孙仪之只受了一点轻伤。黑山阻击战刚结束,伤势尚未痊愈,他就带秘书王北辰和一个警卫班驱车直奔沈阳,去接管战后沈阳的卫生医疗机构。这次同行的,有总后政委李聚奎率领的一个警卫连及其他后勤部门,加上非战斗人员总共不到两个连。是夜,连队在新民附近村庄宿营。天刚蒙蒙亮,突然发现一队不明番号的骑兵从村南头猛转弯向南窜去。李政委派人前去侦探,得悉是从战场上溜出来的廖耀湘兵团的一个骑兵旅,目前尚有约一个团的兵力,因不明战场局势,滞留在附近。他和李政委磋商之后,决定借胜师之威大胆地演场空城计,一面令战士们做好战斗准备,并给每个干部都发了长枪;一面打出某某战斗部队的番号,派出军使前往敌骑兵旅令其投降。敌旅长先坚持要求按起义待遇,我方则坚持要其率部无条件投降,往返几次交涉,僵持了两个昼夜。最后,迫使敌人无条件投降。
之后,孙仪之随军入关,过长江,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礼炮声中,与战士们一直征战到海南岛。
1950年8月,第一届全国卫生会议召开,孙仪之担任大会秘书长。他合理组织,精心安排,使这次具有新中国卫生奠基作用的大会开得圆满成功。毛主席给会议亲笔题词,朱德同志亲自到会作了指示。会议制定了我国卫生工作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的三大方针,并为新中国的卫生工作确定了总任务。
1953年,在开展“三反五反”、打“老虎”运动时,他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卫生部部长兼中南军区卫生部部长。他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顶住压力,绝不伤害无辜同志,并对有一般问题的同志,也做到尽力予以保护。
抗美援朝战争爆发时,孙仪之已调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卫生部副部长,后任部长。为了进一步发展中国军队的卫生事业,他认真总结朝鲜战争的战伤特点及规律,并潜心研究苏联军事医学经验,提出并制定了培养专科人才、组织专科医院、设计专家装备及研究医疗保障的计划和要求,推动了我军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
1955年,孙仪之被中央军委授予少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他在总结各类医院经验之后,又在全军医疗单位倡导并积极推广“科主任责任制”、“保护性医疗制”和“计划治疗制”等制度,用以保证提高治愈率、杜绝医疗事故和全心全意为伤病员服务。他的这些见解和主张,对我军的医院建设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1964年11月,他因病提前离岗。但他没有休息,著书立说撰写回忆文章,直至1986年6月18日与世长辞时,书案上还留下一篇遗作——《建国初期卫生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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